侯波（1924.9.17—2017.11.26），女，山西夏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1944年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抗战胜利以后，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科长。1949年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长，同年调入中南海，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专职摄影达12年之久，她用镜头记录了叱咤风云的共和国伟人们尤其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下许多永恒而珍贵的历史瞬间，后被誉为“红墙摄影师”；后任新华社新闻摄影编辑部记者、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徐肖冰（1916-2009），男，浙江桐乡人。徐肖冰从事电影、摄影工作70余年，为党的摄影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拍摄的许多作品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历史资料。 侯波（1924-2017），女，山西夏县人，她用镜头记录了叱咤风云的共和国伟人们尤其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下许多永恒而珍贵的历史瞬间。

徐肖冰、侯波

著名摄影家、摄影伉俪

侯波，女，1924年9月17日出生于山西夏县；14岁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吴堡青训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2年与著名摄影工作者徐肖冰（1916—2009）结为伉俪。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摄影科长，1949年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编辑部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荣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荣誉理事等职务。

侯波拍摄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开国大典、国庆节、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地视察、会见各国元首和友好人士、接见全国各界著名人士、访问城乡人民群众、主持党中央的重要会议等活动的数以百计的珍贵照片；1957年随毛泽东、宋庆龄等访问苏联，1964年随宋庆龄、周恩来等出国访问，随中国摄影代表团出访英国与美国。

侯波曾当选中直机关党代表、第四届全国妇代会特邀代表，第三、四、五届文代会代表，新华通讯社优秀党员、中直机关巾帼英雄、个人标兵、全国妇联“三八”红旗手，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等。

自1986年起，侯波与丈夫徐肖冰在中国各地及日本、法国、英国举办过各类摄影作品展览。

她拍摄的代表作品有《开国大典》《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毛主席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毛主席在北戴河》等；还有画册《永乐宫》、摄影作品集《路》（荣获中国图书一等奖、首届全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首届国家图书奖），此外，她还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首届造型艺术创作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2019年12月29日 “摄影术诞生180周年纪念活动”在现代摄影术发明者达盖尔的故乡——法国科梅伊市举办，中国多位摄影人获得“摄影术诞生180年180人”荣誉称号。侯波、徐肖冰名列其中。

中国著名女摄影家侯波于1924年出生于山西夏县，但“侯波”并不是她的本名，出生时爷爷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时，当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

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周兴处长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虽然爷爷没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所以想尽办法供养后代上学。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里的学校念书，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直到侯波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被暗害后，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穷苦的泥沼。

悲伤不已的爷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一天，一个女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同学们纷纷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应该去中条山找抗日游击队，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告诉了奶奶，奶奶二话没说，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四块银元。奶奶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就这样，侯波怀揣四块银元，投奔了中条山革命队伍。不久，她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由于她表现得积极、好学、上进，14岁时，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右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侯波来到延安，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先后上了7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

在这期间，她和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相识相恋，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与摄影结缘。那时，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一个很秀气、爱脸红的姑娘。有一天，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当时，侯波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两人接触一段时间后，相互的印象都非常好，“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就算结婚了。”侯波回忆到。

然而，这份朴实的爱却经得起风雨的洗礼。“文革”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为“坏分子”、“假党员”，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徐肖冰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短诗，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果是很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没收了糖果，还训了侯波一顿。虽然没吃到糖果，但侯波分明感受到了徐肖冰的情意：“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

从这时起，侯波开始学起了摄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后，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这期间，侯波参加了一些重大活动的摄影，如政协筹备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的拍摄工作。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地跟拍。当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侯波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由于空间有限，她只能冒着危险将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撤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拍完后，侯波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一个位置，也需要把身体伸向护栏外。陈云主动伸过手来，抓住侯波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风范令人温暖而又景仰。

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国家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此后，在近30年的时间里，侯波夫妇俩拍摄了无数张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时刻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

侯波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悟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宝贵的馈赠。

在中南海记录领袖的日子里，侯波每天都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就出发。“不过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就是领袖们不爱拍照。于是，我就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

徐肖冰、侯波夫妇在中南海警卫局摄影科一干就是十二年；1961年夏天中南海人员轮换，徐肖冰调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侯波调到新华社摄影部工作。

在这十几年时间，侯波拍摄了《开国大典》《国庆节》《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毛泽东会见各国元首、友好人士、接见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等几千幅珍贵历史照片。徐肖冰参加摄制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莅平》《开国大典》《解放了的中国》《抗美援朝第一辑》和《人定胜天》等脍炙人口的新闻纪录片。

正当他们夫妇全心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徐肖冰下放到北京大兴县的文化部干校劳动。侯波没有那么幸运。她先是在新华社机关挨斗、挨打、坐喷气式游斗。

之后，被下放到山西省永济县新华社干校改造。临走前，她被允许回家一次。阴霾的天气罩在侯波的心头。她的罪名是“投靠资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她不明白，她仅是一名历史真实的记录者，始终牢记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怎么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分子！徐肖冰在监管人员监督下为她做了分离的午餐。她没有一丝胃口，没吃一口，含泪与丈夫话别。

1973年山西永济新华社干校解散，她被送回新华社印刷厂车间继续劳动改造。在车间她做了八年胶片漂水工。在寒冷的冬季，她的双手肿胀的如同十根胡萝卜，但是，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对得起人民，我对得起党，我的问题一定能够澄清！

1977年的春天是个迟到的春天。党组织对侯波的定论是：侯波同志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她被安派到新华社图书馆工作。当时的图书馆百废待兴，侯波用两年时间把图书馆治理得井井有条。1983年她离休离开她最后的工作岗位。

两位老人离休后，始终把教育少年儿童作为希望工程来做。只要有益于少年儿童的事情、活动，他们都积极参加。他们先后担任北京三里屯小学少年摄影学校、浙江绍兴、临安市一些青少年摄影学校的顾问，只要有益青少年的事情，他们就无偿奉献。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这些照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1988年，他们应邀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日本战犯在中国”的图片展中，在日本的青少年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跪倒在他们面前，痛哭谢罪致歉。

徐肖冰、侯波夫妇，这对相濡以沫革命六十多年的伴侣，他们既真实地记录着新中国的历史，也印证着自己的精神理念。

侯波的丈夫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1916—2009）。

在中国摄影界，侯波和徐肖冰是一对闻名遐迩的影坛伉俪；他们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相继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他们怀着对革命的赤诚和理想的追求，长期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真实地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风云历程，记录了老一辈革命家戎马倥偬、呕心沥血的动人瞬间。

侯波夫妇将他们的摄影作品结集出版，并取名为《路》；他们认为取名为《路》，就是想告诉青少年，中华民族是靠共产党领导，走了社会主义道路，才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走对了改革开放的路，我们的国家才越来越富强。

世界摄影界享有盛誉的英国伦敦摄影师画廊决定，2004年4月7日举办题为“伟人毛泽东—侯波个人摄影展”

她镜头前的那个人是如此有名。但是，很久没人知道她。伟人把巨大的影子长久地投射到她身上，使她成了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无名摄影师。直到21世纪的一天，她忽然从镜头后面走出来。

于是，人们惊诧却又有些失望地发现，这位神秘的“中南海摄影师”，原来是个瘦小、温和、本分的女人。就是这个名叫侯波的女人，用镜头塑造了毛泽东。就是为了她所拍摄的那些极具历史意义的影像，世界摄影界中享有盛誉的英国伦敦摄影师画廊决定，在4月7日举办题为“伟人毛泽东——侯波个人摄影展”，以此向这位80岁的摄影师表达敬意。

这次展览为期一个月，无论毛泽东活着或逝世后，在西方世界，如此的专题展览，是罕有的。10余家西方主流媒体将对此进行报道，并对侯波进行专访。

矮小而坚定的侯波对摄影说不出什么理论，也从不玩花里胡哨的技术。她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诚与温和的浪漫情绪，深入被拍摄者的内心。侯波常年用的是一部德国罗莱照相机，同她的人一样简约、忠诚、精确。

《毛泽东和顽童》，是侯波作品中鲜为人知却最动人的一幅。影像中的毛泽东，刚从湘江游泳上岸，赤裸的双腿沾满了湘江的淤泥。一件条纹的毛巾浴衣散漫地裹着他发福的身体。毛泽东惬意地抽着香烟，像普通人家偶尔在儿孙面前露出笑容的威严祖父，同一个顽童逗乐。

此时此刻，摁下快门的女摄影师却满身粪土。毛泽东在水里怡然自得地嬉水，侯波这只旱鸭子在岸上时前进时后退地抓拍镜头。结果，只看取景框的女人，掉进了身后的粪坑。等人把她从粪池中捞起来，毛泽东已经上岸。侯波来不及清洗干净，紧跟着毛泽东进到了一个庄稼人的院子。“周围的群众见来了一个陌生的胖子，还抽烟，就过去看。那个小孩子也在中间。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只想着不能漏拍了有趣的场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耄耋之年的侯波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羞色。

侯波在1958年那个春天拍摄这张照片时，其实已经达到了她个人创作的另一个境界。这张照片意义非常。它是在亿万百姓心中被奉为神的领袖回到凡界的代表作。遗憾的是，这张照片在灰暗的资料库里沉睡了差不多30年。因为，领袖公开的形象必须是严肃、深邃、衣冠楚楚的。

1924年出生在山西夏县一户农家的侯波，原名叫阎峰。在太原煤矿做事的父亲，领人闹罢工，在回家路上被杀了。阎峰14岁到延安后，干的事很机密，连自己家的人也不能讲。为了保密需要，上级把她名字改成了侯波。在那倒映着巍巍宝塔的延河的旁边，她认识了后来的伴侣徐肖冰。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的徐肖冰，曾跟着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吴印咸学会了拍电影、拍照片。他把摄影技术传授给了侯波。

在很大程度上，侯波的一生是为毛泽东生活着的。她是他惟一的私人摄影师。他和高层人员商讨国家大事，她要在场;他上山下乡，畅游长江，她要跟着。1956年5月下旬，在广州开会的毛泽东忽然提出要去武汉长江游泳。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极力劝止，说是水流湍急，还有水兽。侯波说:“毛泽东主意一定，是谁也劝不住的。”1956年5月31日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在蛇山脚下、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下了水，一口气游两个多小时，游程达30多公里。当时，坊间正流传有关毛泽东身体染恙的小道消息。这张《毛主席畅游长江》照片，一夜间把62岁的毛泽东推到了永垂不朽的位置上。

毛泽东出行，必有很多随同，所到之处必是前呼后拥。而摄影师本人，必被忽略。于是，侯波只好在众多警惕的卫士中，在欢呼的群众中，钻来钻去找角度。狼狈的事时有发生。50年代，毛泽东在河南农村看棉花丰收。棉农们、地方官员们形成了几道人墙，把毛泽东完全隔在了侯波的视线外。终于，她看见了堆积成山的棉花，就踩着囤积棉花的围子往上爬，上去后，忽悠一下陷进了棉花堆。正同棉农交谈的毛泽东忽听得侯波的尖叫声，乐了，跟周围人说，侯波掉进去了，去把她拉上来。

怀揣着常人的敏感，侯波对毛泽东微妙情绪变化的了解，几乎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如果晚上没有休息好，他看上去就气嘟嘟的。这时候，侯波是不敢举相机的，“不用拿出相机，主席就会冲我发火。”

但是，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你发火。侯波一直想拍一张毛泽东看书的照片。

一次，毛泽东的侍卫长李银桥告诉侯波，老人家休息得很好，正在书房看书呢，等侯波扛着摄影器材过去时，就听见毛泽东拍着桌子，对一个将军大声叫道:“有下一次，你就不要来见我。”侯波心想，别自找苦吃了，撤吧。还没等她转身溜走，毛泽东就冲她吼起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有客人吗?”

在她为毛泽东拍摄的几千张照片中，举世闻名的《开国大典》是侯波本人最钟爱的作品。从严格的摄影意义看，这张照片无论从构图还是光效，都不是她的佳作，然而却是最具政治意义的一张。

2003年，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上，放映了法国电视5台拍摄的有关侯波的纪录片。当侯波颤颤悠悠地走上台时，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位摄影师，全体起立鼓掌10分钟，为这位中国老太太的质朴而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更为她质朴、不事张扬的精神。她是世界摄影圈内最著名的两位中国摄影师之一。作为一个摄影师，侯波的名字永远和毛泽东联在一起。

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是以我国著名革命摄影家伉俪命名的艺术馆，位于桐乡市梧桐镇庆丰南路西侧，其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景点，而且还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徐肖冰1916年出生于桐乡市梧桐镇庙桥街财神弄内，青年时期即参加革命，1937年在山西太原经周恩来介绍参加八路军去了延安，在抗战时期，他驰骋在华北解放区，拍摄过《延安与八路军》、《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等纪录片和照片。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新闻电影的领导工作，是我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奠基者之一。他曾经参加了《解放了的中国》、《抗美援朝》（第一辑）等纪录片的摄制，并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侯波和徐肖冰俩从延安时期起，就以摄影机、照相机为武器，为我们留下大量文献史料价值的纪录片和照片。两位老人退休之后，决定将他们一生创作的珍贵电影作品、摄影作品以及收藏品共2700多件，全部捐献给故乡。桐乡市政府根据俩老的桑梓之情，决定建造这个全国首家以摄影家名字命名的摄影艺术馆，并于1993年12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

摄影艺术馆共两层，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有上下两个展厅，分别展出延安、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建国初至1961年两个时期的珍贵摄影艺术作品200余幅。

其中如《毛泽东、朱德在七大会议上》、《开国大典》、《南京解放》等，都是具有文献价值的珍品。另有一个小展厅，展出俩老在延安时期使用过的电影摄影机、照片放大机，以及毛泽东、宋庆龄、董必武、郭沫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迹，另外还有各个时期的奖状、荣誉证书。除展厅之外，艺术馆还设有讲堂、暗房、库房等配套设施。库房中收藏有俩老捐献的珍贵摄影艺术作品700多幅，电影作品30多部，中外摄影画册和有关图书2000多册，这些藏品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由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纪念侯波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